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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9
2017年8月正式设立“爱佑医务社工”项目。致力于推动有政策保障的行业发展，从人才培养、模式推广、行业研究、宣传倡导、政策推动五大版块着手推动，联合志同道合伙伴，共同为医务社工行业助力。希望在不断的探索中成长壮大，开辟出一条特色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之路，开创医务社会工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今天，在第十三个国际社工日的这一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爱佑医务社工项目联合推动者、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主任陈玉婷的故事。在社工项目开启之前，陈主任就曾接触过爱佑的儿童医疗项目。 陈玉婷（右三）与社工部同事在一起（图片来源：上海儿医社工部） 一路相伴，我和社工部一起成长 200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玉婷，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下文简称“儿中心”）的一名一线医务社工，也是当时第一批社会工作科班出身的大学生踏上医院社工岗位。“医务社工是做什么的，跟护士、志愿者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四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有很多孩子的家长都这么问过我。时至今日，刚做社工新人们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陈玉婷告诉我们。 “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医生做的是疾病治疗，他通过病人在生理上的症状，影像诊断或检验，去寻找诊断的依据和治疗的办法。那么医务社工做的，就是从病人自身的能力、家庭支持、生活环境等多角度切入，凭借社会工作学科知识来帮助病人和家庭发现和解决社会心理的困扰；医务社工还可以撬动社会资源，帮助病人更积极地面对生活的逆境和压力，医务社工的加入顺应了‘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让病人能够得到身心灵社全人的照顾。” “儿中心给我一种别样的感觉，打破了我对医院的刻板印象，这里没有消毒水的味道，但却有艺术的氛围。儿中心不少医务人员都有过海外进修的经历，所以整体对医务社工这一新角色持有开放的态度，也对我们抱有更高的期待。医务社工有了足够的成长的空间，也可以为医院带来更具人文关怀的环境。”陈玉婷告诉我们，自己从一线的医务社工一路走来，离不开环境对自己的塑造，包括身边同事的影响——如医务社会工作学科带头人季庆英、各大科室的主任与护士长们，还有多年跟自己一起成长的社工们。 “如果抛开社工这个身份，其实人与人之间互动互信是有过程的，理论上讲学社工专业的人应该对沟通技巧更自信，然而实际工作中专业自信应源自于大量实践的积累”陈玉婷想起她服务的第一个孩子，“他是一位5岁的白血病男孩，很意外是他主动来接近我的，看到我下午在病房探访，他主动来问我‘姐姐你是谁呀？你在做什么呢？’我们很快熟悉了起来，孩子父母是老来得子，加上又是低保家庭，照顾孩子并不轻松。孩子在治疗过程中一直表现出异于同龄人的坚强和勇敢，而且做骨穿时他还总是鼓舞一起的其他小朋友，让他们不要怕不要哭……孩子的这种特质令家长非常骄傲，但孩子妈妈也暗自担忧孩子过早懂事，背负太多压力。当我与孩子交流或游戏时，他妈妈就在一旁看着我们，孩子跟我的相处越来越放松自在，孩子妈妈也越来越信任我，逐渐放下了心中的疑虑，这个孩子我持续跟进了1年直到他康复。这些年我遇到过各个年龄段不同个性和特质孩子，他们给了我一种生命的洗礼，也给了我坚定社工工作的信心和动力。” 就这样，陈玉婷在儿中心做社工，一做就是整整14年，她伴随社工部一起从青涩走向成熟，从1、2个人发展到现在的5人专业团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的可以参照的榜样，都是一路摸索走过来的。我们走过的这十几年，也是医务社工在中国起步、发展的十几年，很高兴我能作为一个参与者，见证了中国医务社工这段历史变迁。现在，我们上海医务社工行业内不乏有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从业人员，他们接受了更加系统化的专业学习，我们儿中心的医务社工团队一直处在不断学习的状态，我们希望自身实力的不断加强，能够提升整个行业的口碑，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可我们。” 陈玉婷跟住院的小朋友在一起 内容繁杂，医务社工是个“大工程” “我们遇到过一个6岁的糖尿病女孩，因为两次糖尿病并发症进入ICU抢救，医生与孩子父亲的沟通严重不畅，爸爸几乎完全听不懂医生的话。当时医生怀疑孩子父亲不关心孩子，就找到社工，看看能否帮忙解决问题。”陈玉婷跟我们说起社工部之前遇到的一个案例，“我们很快了解到，小女孩的父母已经离异，母亲组成了新的家庭不愿意给她花钱治疗，女孩就跟着在上海打工的爸爸一起生活。因为爸爸是文盲，只能从事低劳动力输出的工作，小女孩跟11岁的哥哥、爸爸三个人相依为命，住在违章搭建的房子里，也没有冰箱，即使孩子出院也无法在家里储存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管理会产生诸多影响。“因为自身文化和经济水平受限，孩子爸爸内心自卑而无奈，尤其在面对医生的时候。我们一边帮助孩子的父亲梳理情绪、认识疾病，通过专项基金帮助孩子解决目前的治疗困难，一边寻找社区法律援助、家庭社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资源，考虑这个家庭长远的儿童照顾和疾病管理问题。” 这样个性化一对一的服务，被称之为“个案工作”，还有些问题则需要集体化的处理方法，被称作“小组工作”。比如一些患糖尿病的孩子在回归学校、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去处理一些与糖尿病管理相关的共性议题，如亲子沟通、学校生活、饮食安排、运动，社工部就会和医务人员把孩子和家长组织在一起，以“真爱天使”家庭日的形式，贯穿社工的理念和技巧，引导同样经历的孩子和家长互相协作，共同成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这个群体产生积极的影响。“在集体化处理的时候，我们会以小组为单位演练我们的技术，观察每一个组员的特征，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让每个人在小组都有归属感。” 正如长期致力于医务社工研究的刘继同教授所言的医务社工重要性定位：“社工是医师的助手，护士的伙伴，患者与家属的朋友，家庭的保护人，社区的组织者，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在诊断疑难病例时，尤其是面对家庭情况比较复杂的病人，都会第一时间主动邀请社工团队的加入。 陈玉婷表示，“我们现在的工作，总结起来最重要的是两个方向：一、临床服务，医务社工通过临床服务，来帮助患者解决心理社会问题，提升他们正向行为。二、教学研究，医务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案例教学，帮助医护人员提高人文医疗意识，例如贫困家庭、儿童保护等；随着我们案例的积累，我们也会产出案例集、项目书等内容，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的学术论文，举办和参与论坛研讨等学术活动。我们目前还在制订上海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标准。” “改变”是最大的收获 从事医务社工工作这么多年，陈玉婷最欣慰和自豪的并不是自己的角色转变，而是整体大环境的改变。尤其近年来，不论是服务对象的改变，还是医改等国家政策的调整，都越来越有利于社工的发展和创新，医务社工已成为现代卫生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专业技术人员。医院是否设立医院社会服务部或社会工作部等机构，也已成为衡量、检验、评价医疗服务质量与现代化程度不可缺少的重要指标之一。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伙伴跟我们并肩同行，我们也正在建立和不断完善社工网络，以便我们对病人的服务能够更具连续性，无论是医院与医院之间，还是医院与社区之间，都正在紧密地联系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方略中的重要内容，并就“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出一系列部署。这标志着健康观和相应政策的优化：从疾病治疗到健康促进。医务社工应运而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助人服务模式，在增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相关服务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得到普遍证实和认可。未来，爱佑将继续联合多方资源，继续深耕医务社工事业，助力人文医疗。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致敬所有的社工，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付出！
